5月7日晚上8點05分，年僅26歲、“陽光、帥氣、幽默、優秀”的譚卓止步于杭州文二西路紫桂花園門口斑馬線，他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身影是被高高拋起，然后重重地墜落，蜷縮的身體橫陳在一輛紅色的三菱跑車跟前……

　　這一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事發后由于權威信息發布的缺失，一時之間，坊間關于肇事者事發時的車速、肇事者的家庭背景等等各種猜測、議論、指責流言四起，各大網絡論壇上，關于這件事的跟帖動輒長達近百頁。昨晚8點，當我們在百度頁面輸入關鍵詞“飆車 譚卓”之后，0.31秒的時間里出現127000條相關新聞，均來自于國內各大媒體和論壇。

　　網絡如同一個被打開的魔匣，公共輿論繼續升級，網民集中挖掘肇事者家庭背景，猜測著這背后是否有“交易”。

　　除了肇事者的詳細資料被網友發在網上外，其家人朋友的信息也被網友發在網上。如胡家的家庭住址；家里擁有4輛車；胡家家庭成員在哪上班工作；胡的朋友到底是什么人等等信息都被網友發在了網上。

　　肇事者身家并非網上傳的那樣顯赫

　　昨天下午，一位女子蹲在交警事故處理點的外面停車場上，神情沮喪。圍在她身邊的幾位，像是親戚朋友，他們之間沒有什么言語。這名女子便是“5·7”三菱飆車肇事司機胡斌的母親。

　　“5·7”文二西路車禍發生后，肇事者一家的背景成了網上和坊間最關注點之一，有人說，這家人來頭很大。

　　而昨天記者了解到，肇事者的家庭背景情況似乎不像網上說的那樣如此“顯赫”。

　　一位和胡斌媽媽有密切交往的女士告訴記者，胡斌父母沒有什么更多的背景，他們早年生活清苦，從杭州一家塑料管線廠離開后，當時下崗在家。自2003年之后，父母兩人在四季青童裝市場有了攤位，做起了童裝的批發零售。那時起，胡斌的家境也算是富裕了，買了2處房子，胡斌父母住一處，胡斌住一處。

　　知情人說，胡斌是個獨子，父母生意做好了，有了錢，對這個兒子百依百順。

　　“這個孩子沒讀大學前，我們也經常看到，總的來說，在我們面前還算有禮貌的，但是我們也經常勸他媽媽，不要太寵孩子，不能孩子要什么就給他什么，他買這輛車的時候，我們也勸過，沒想到真的出事了。”

　　昨天，記者也去了胡斌父母家。他們住的樓層比較高，記者敲了門，沒人答應。據附近居民說，兩夫妻平時很忙，白天基本不在家。問起他們家的情況，有鄰居說，別的不知道，既然是在做服裝生意的，總是有些錢的。小區的保安告訴記者，平時不怎么留意這家人，但是這家兒子的紅色跑車轟轟開進小區時，他們就知道是他回來了。

　　記者多方打聽了解到，除了那輛肇事的三菱車，胡斌父母名下還有一輛寶馬迷你轎車和一輛吉普牧馬人。

　　5月11日 核心詞：陽光處理

　　本報昨天報道了幾位學者對事件幾個核心問題的質疑：事故速度應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測算過程，交警在事發20小時后就輕易公布有欠妥當；同時，出于前期在權威信息發布的不連續，不及時，專家呼吁建立陽光機制。

　　“人肉搜索”帶來大量隱患，兩個陸紅英吃誤傷

　　網絡人肉搜索在事發第五天也產生了負面影響：

　　衢州新聞網發布新聞，胡斌的母親陸某，已經查證，并不是衢州的政協委員，移動老總。只是同名同姓，張冠李戴。這個陸紅英是衢州本地人，衢州市政協委員。她的兒子年僅15周歲，正在衢州本地讀初中。對于網友人肉搜索她的相關信息并胡亂指責，陸紅英既氣憤又無奈。“這事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也給我的員工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更讓我擔心的是，我的孩子也知道了這件事，我現在怕他的身心健康受到負面的影響。”

　　網友搜索到的另一個陸紅英，是杭州某一家網絡公司的老總。這家網絡公司也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

　　肇事車主陸紅英與本公司法人代表陸紅英同名導致網上散布了很多我公司的信息，因此招至大量被不實信息誤導的網友在本站留言及漫罵，對本公司及法人代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為此，我們慎重申明：我們也對死者惋惜，對肇事者憤慨，但我公司法人代表絕非肇事車車主（肇事車是登記在其母名下的）。

　　輿論危機也是提升契機

　　汶川地震就是一個成功范本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府管理系主任 郁建興教授

　　《錢江晚報》能夠從這個角度來對事件進行思考非常好，是站在關心社會民主法治進程的高度來做社會新聞，體現了一家理性媒體的風范。

　　這一事件，我一直在關注。飆車奪命事件確實經歷了從一起交通事故演變為一場公共輿論的過程，甚至到后期，社會輿論對我們杭州政府也頗有微辭。

　　首先，我想說的是，事情背后也不見得真正有權錢交易。

　　但是整個事件過程中信息不夠公開不夠透明，我想這可能是政府管理體制中的慣性使然。王小波曾經說過一個“花剌子模信使問題”，花剌子國王對傳好消息的人有賞，壞消息提供者喂老虎。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壞消息，慣性使得他們不夠“陽光”。

　　比如至今為止，譚卓的信息早就由官方公開，而肇事者的信息始終沒有官方發布，也由此引發了人肉搜索，引發權錢交易猜測，實際上，信息及時公開反而可以以正視聽。

　　人們猜測，政府部門也許有基于“和諧社會”的擔憂。

　　其實，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沒有差異，沒有分配沖突，而是把這種矛盾在民主法制的框架內公開公平公正地解決，這才是和諧社會的要求。

　　不要懼怕公共輿論，公共輿論在開放中日益走向理性。

　　有的領導擔心放一放，輿論就亂，尤其是網絡輿論。這是長期以來對網絡輿論的一種誤解，把網絡輿論與非理性畫上了等號。

　　去年6月，胡錦濤書記視察人民網，顯示了對網絡輿論的一種新的認識姿態。任何公共輿論都是在討論、責難中逐漸成熟，逐漸理智，從目前這個事實上來說，網絡輿論除了一部分宣泄，絕大部分都是理性的探討。

　　目前網民的反應，我們不能與“仇富”畫等號。民眾在權威信息缺失的情況下，從現實生活經驗出發猜測腐敗，是一種正當心理，也是在第一時間對權錢交易的預警，是一種“良心”和“良知”。政府是整個社會最后的被救助者，捍衛公平正義的社會輿論，防止權錢交易、執法不公，對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是有利的。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政府要汲取哪些經驗？

　　首先，政府要將公平正義作為首要價值，提升公信力。我認為這個事件的正確處理是政府提升公信力的大好契機，司法機關要將此案例辦成一個經典案例。

　　第二，政府要與媒體和民眾形成良性互動。

　　其實在去年的汶川地震中，我們整個政府在處理危機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功的經驗，政府、媒體（包括網絡）與公民三方良性互動，彼此信賴。政府還充分體現了對民間社會組織，即志愿者組織的充分信賴，100多萬志愿者參與救災。

　　我們要讓這樣一種在抗震救災中生長出來的“新的制度因素”形成一個長效機制。

　　政府要對媒體有充分的信任和引導；對于媒體來說，要趕在小道消息之前，發布權威信息；同時擔負起引導公共輿論的重任。

　　我希望以此為契機，提高社會法治程度，提升杭州城市管理能力、公民文明素質，這樣，年輕優秀的譚卓的血才沒白流，我們才可以說“壞事變好事”。